夫科目之盛，自李唐起，而唐之取士，犹未尽出于此也。有上书而得官，如和逢尧、员半千之类是也；有隐逸而召用，如阳城、李渤之类是也；有出于辟举，如韩愈之出于张建封、董晋是也；有出于延誉，如吴武陵之荐杜牧之是也。至于本朝，法令始密，科场条贯，如缚胥吏，而乡举里选之意纤悉无遗矣。然祖宗之时，犹有度外之事。如张咏当为举首，而以逊其乡人，则犹有朋友之义也；宋祁当为第一，而令与兄，则犹有兄弟之恩也；延入客次，先通所为文，则犹有礼意也；李畋、张及二人并解，则犹未立额也。此外又有陈乞之恩，聘召之礼，元祐经行之举，三舍行艺之规，则其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尽士矣。故孙复、苏洵之用犹出于常法之外，而雷简夫、姚嗣宗之官或由于特达之授。然意欲不安，而法已一定，虽或少出常度，然亦千万中之一二耳。须臾之才行，不足以胜二百年之科目也。